吴建民:谁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家?

 

国当代优秀的企业家,是我长期观察世界、观察中国,逐渐形成的一个想法。我认为,研究企业家这个群体太重要了。中国企业家是改革开放的产物,也是解放生产力的结果。

1978年,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,中国没有企业家,也没有民营经济。但是,今天中国有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,民营经济的总量占到了中国经济的65%,创造了近80%的就业机会,这个成就非常的了不起。

邓小平理论的核心,就是要解放生产力。生产力是由人、产品和生产工具这三大要素组成的。过去我们对“人”的理解是片面的,认为人就是劳动者,其实这个“人”应该包括企业家、发明家。而我们过去讲的生产力中的人,是排除企业家的,这是非常荒谬的!

当时我们认为企业家是剥削者,是打倒的对象、消灭的对象、改造的对象。我们不仅要改造老一代的企业家,而且还通过一次又一次运动“割资本主义的尾巴”,绝不允许新的企业家出现。结果是什么?大家都看到了,结果是中国商品短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,票证越来越多,人越来越穷。

1978年,十一届三中全会,调整了中国这艘大船的航向,决定改革开放,以经济建设为中心,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;

1978年,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,中国可以说是百废待兴。就在这个时候,邓小平采取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行动;

1979年1月17日,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商界五老——荣毅仁、胡厥文、胡子昂、古耕虞和周叔弢吃火锅,推动他们出来办公司。邓小平很明白,要发展,必须解放生产力,企业家就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,必须给企业家的成长打开一条通道。

荣毅仁就在邓小平的委托下办了中信公司,越办越兴旺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邓小平的这一行动,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,带来了中国企业家辈的春天。

改革开放以来,曾出现过三次创业的浪潮,这三次浪潮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家。

第一次浪潮: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兴办乡镇企业,过去人民公社里的一些干部、一批优秀人才成了兴办乡镇企业的主力。

第二次浪潮: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,中国人的思想大解放,一批干部、知识界的精英下海办公司。

第三次浪潮:进入21世纪初,一批海归派回国兴办企业。

这三次浪潮,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。没有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去奋斗、去拼搏、去创业,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企业家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,应当名垂史册!

然而,今天的中国社会是从旧时代发展而来的,中国的现实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但是,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实际,旧思想的惯性,诸如封建时期轻商的惯性、革命时期把企业家视为打倒对象的惯性,都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。今天中国社会上的一种仇富情绪,就是上述惯性的表现。

一个仇富的社会肯定是缺乏生气的社会。仇富情绪的蔓延会打击人们创业、创新的积极性;不利于解放生产力、不利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。

今天中国大学毕业生择业的首选是当公务员,这并非是一件好事。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进步,源源不绝的动力是来自创业和创新。

20世纪80年代初、90年代初,乃至21世纪头几年,大学毕业生的首选是下海、创业。中国在一个新的发展起点上,要进步、要发展,必须进一步发展生产力。

研究中国当代优秀的企业家,研究他们成长的过程,研究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从失败中爬起来继续奋斗?研究他们的成功之路、研究他们的个性和共性,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工作。这项工作会给企业家正名,给当代中国青年带来众多的启示,转变他们的观念,推动更多的优秀青年去创新、创业,成为中国发展、进步的动力。

中国社会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,全世界都赞叹不已。但是,毋庸讳言,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。

今天的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,人们经常谈论中国面临的三大危机:信仰危机、诚信危机和公信力危机。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正视的挑战。我想了很久,这三大危机是如何出现的?这三大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是:中国新的主流文化尚待构建。

全世界(除中国以外的地区)85%的人信教,而中国85%的人不信教。由于历史的原因,中国人的行为是由文化来规范的。

两千多年前,春秋战国时期,中国曾经经历了百家争鸣的时期。当时中国的社会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,“中国向何处去”是当时中国人关注的大问题。

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、百花齐放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。这次思想大解放催生了一批思想家,诸如孔子、孟子、老子、庄子、孙子、韩非子、墨子等。

我们今天读他们的一些著作,还能感受到他们的思想闪烁着真理的光芒。在百家争鸣的基础上,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,逐渐形成以儒家为主线的封建主流文化。中国的封建社会历时两千多年,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都相当长,长的有三百多年,短的也近百年。这种现象,在西方文明史上是不多见的。

中国的封建王朝之所以如此长命,是因为中国存在着一个主流文化,可以改朝换代,但是主流文化不变,一以贯之的封建主流文化保证了封建王朝的稳定。

然而,鸦片战争之后,中国人迎来了又一次的百家争鸣。中国人在列强的欺凌之下,痛定思痛,认识到要前进,必须进行反帝、反封建的革命。所以,五四运动提出了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口号,这是革命的需要。因为,如果大家都遵守孔夫子的教导:“君君臣臣,父父子子”,那么革命就是非法的,是大逆不道的,根本就不应当进行。

鸦片战争以来,一百多年的革命对中国的封建主流文化进行了猛烈的冲击。革命总是矫枉过正的,本来革命成功后,我们应当像毛泽东主席在革命时期所提出的,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华文化,剔除其糟粕,继承和发扬其精华,构建新的主流文化。

可是,令人遗憾的是,由于我们大家所知道的原因,这项工作没有人去做。相反,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次又一次运动,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,这场浩劫,对中华文化的否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,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,我们打开国门,走向世界,大批外国人也来到中国。我们走出国门后发现,世界并不像我们过去所想象的:全世界2/3的人还在受苦受难。恰恰相反,发达国家的情况要比我们自身的情况好得多。

打开国门后,我们看到了外部世界的精彩,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:认为外国的东西比中国好,现代的东西比古代的好,新的东西比旧的好。所以,今天中国人给公司、商品取名字,总要沾一点洋味,这是一种社会现象。

主流文化的缺失,是导致“三大危机”的根本原因。因此,重新构建中华主流文化,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。

我以为,有待构建的中华主流文化,是由三部分组成的:

中华文化中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,证明是真善美的东西,我们必须将它们纳入中国正在形成的主流文化中去。

我们在不同时期打开国门后,从国外学到的好东西,我们必须把这些好东西吸纳到中华主流文化中去。

100多年的革命所创立的、经过实践证明的好东西。

我所说的新的主流文化有待构建,并不意味着这种主流文化在今天的中国完全看不到。新的东西总是在旧的母体中逐渐发展形成,中国新的主流文化也不例外。

中国30多年的大发展,这么伟大的成就,没有文化的支撑是不可能的。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的各条战线上,都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人。

他们当中有国家干部、知识分子、企业家、工人、农民,他们在为了国家富强、民族振兴的工作中,孜孜不倦地探索,不畏艰险,敢于拼搏,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优异成绩。

这些人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,他们身上具备的精神就是新的中华主流文化的体现。

(出处:正和岛《中国企业家精神特质》研究丛书第一版《谁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家》吴建民序)

准确认知世界的重要性

现在的世界,是一个大反思的时代,全球几乎同时大反思,这是人类历史上几乎第一次。崇拜权威是必要的,同时要独立思考,检验这个思想对不对,还是要坚持实事求是,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。

我觉得外交学院的学风很好,生源很好,各个单位反应很好,氛围好老师好,希望大家在这样一个氛围下健康成长——中国太需要懂世界的人才了,太需要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人才。

同学们,要珍惜每一次在大庭广众下交流的机会。中国人很多不擅长交流,讲话打动不了人,就不能很好地让人接受观点。

我们中国人也必须懂得,几百年怎么落后的?我哥哥是一个少将,他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,说这是中国军人的耻辱。为什么中国受人入侵?为什么中国军人保护不了老百姓?关键是中国落后了。中国人为什么落后于世界?

世界大变化主要是六百年。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,可是早于哥伦布,1405—1433年,郑和下西洋。我去新加坡看到他们办了一带一路的展览。一走进展览大厅就很震撼,迎面看到当时郑和下西洋宝船的船头,特别高大、宏伟。郑和下西洋的舰队有六、七十艘舰艇,船上有2.8万海员,浩浩荡荡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,他只有三艘船,船上87人。

这种对比,大家感受一下。那个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全球最先进,非常了不起。邓小平说,中国在明成祖朱棣的时候是开放的,后来就封闭了,实行海禁,不准下海,违者斩首。

郑和下西洋的舰队是全球最强大的舰队,不许下海,最强大的舰队烂在海里了。最先进的造船技术被搁置了。郑和下西洋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走向世界取得大发展的机遇。这个机遇被中国人自己丢掉了,如果我们中国人沿着郑和下西洋这条路走下去,世界的历史要改写。中华民族过去100年受屈辱的历史就不可能出现。

后来还有没有机会呢?有!开放的机会,康乾盛世,了不起的皇帝。满族的皇帝和汉族的皇帝不一样,马背上的民族,非常注重开疆拓土,给中国的国土面积呢增加了八百九十万平方公里,后来丢了三百万,也还有五百九十万平方公里。

康熙大帝,了不起,中国历史上很了不起的皇帝,很关注世界,当时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,康熙大帝请外国传教士给他传授现代科学知识,他看到欧洲工业起来了,很厉害,所以康熙大帝镇压准葛尔叛乱的时候引进了洋枪,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去年我和故宫博物院的院长聊天,他说满清的时候故宫里住了一百多个外国人,蛮开放的。有

才有鉴别,你比较同时代外国的皇帝,俄罗斯的彼得大帝。康熙大帝1654年生,彼得大帝1672年生。他们都是很小的时候当皇帝,康熙8岁当皇帝,彼得大帝10岁当皇帝。康熙大帝看到欧洲有好东西,请他们来讲课,彼得大帝在位时,身边有个大臣,有一天跟彼得大帝说欧洲走到我们前面去了,不如去看看;彼得大帝带着200多人去欧洲微服私访,考察了一年半,回到俄罗斯后,实行开放政策,“走出去,请进来”,在他的手上,俄罗斯走上了崛起之路。

彼得大帝有一句名言:“给我二十年,我还你一个崭新的俄罗斯。”普京总统也说:“给我二十年,我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。”彼得大帝做到了,普京总统能不能做到,不好说。

彼得大帝抓住了“开放”,这是个很伟大的皇帝。

彼得大帝怎么死的,也很有意思。1724年深秋,他视察圣彼得堡,发现有人掉到海里去了。彼得大帝跳下水救人,人是救起来了,但自己受了风寒,一病不起,1725年初病逝。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大概不可能发生。皇帝要跳下海救人,早被太监拉住了。这就是彼得大帝受到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的影响,珍视人的生命。思想的力量是巨大的。

这个时候,如果康熙大帝也出国访问,对外开放,之后的屈辱史也不会发生。

中国怎么落后的?停滞不前。

中国人不乏人才,但为什么这些机会都丢掉了呢?强大的惯性,两千年只看内不看外的惯性。惯性思维的危险就在于,人们在做的时候不问为什么,习惯成自然,非常可怕。

我在1991年1月到1994年当发言人,国家主席没有发言人,总理没有发言人,所以出访的时候要随访。江泽民主席喜欢与别人交流,有一次他问:“毛主席很伟大,邓小平也很伟大。为什么毛主席没有提出改革开放,而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?”我说,两人的经历不一样,毛主席一生就出国两次,都是去苏联。毛主席没有去过西方世界。

邓小平1920年10月去法国,时年16岁。1926年1月离开法国去苏联,时年21岁。16岁至21岁是人生的重要阶段。邓小平是从四川到法国,对比太鲜明了。一个人的胆识、能力,和他的经历有很大关系。见过没见过有很大区别。今天中国人走出去,好事情!为什么见过世界、没见过世界就不一样呢?这就是因为文明对话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源泉。邓小平有了去法国的经历,提出改革开放,这就是文明对话的结果。

今天的中国,要消除封闭的惯性。有些人讲起来慷慨激昂,说改革开放三年,大钱都被洋人拿走了,中国人挣的是血汗钱。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道理,按照这些话的思路再深入地想下去,改革开放对还是不对?按这些人的逻辑,那中国还是要回到封闭最好。回到封闭的状态,那不就完了吗?

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好:“必须坚持改革开放,改革开放是关键的一招。”中国发展只能一步一步来,你一下子能跳到高端吗?不可能。大的开放思路要违背了,那不行,中国要倒霉。要警惕封闭的思维,长期封闭的惯性思维自觉不自觉地影响人的行为。

在现代,凡是我们正确地认识世界的时候,我们国内的方针也比较正确,我们的事业就大踏步前进;凡是我们对世界看错了的时候,我们国内方针也会出问题,我们就倒大霉。

1946年,中国国内议论纷纷,毛主席在4月写了一份一页半的文件: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。第一、世界大战会推迟;第二、美苏之间迟早会妥协;第三、与资本主义反动派的关系,能消灭的先消灭,不能消灭的之后再消灭。这些认识对了,因此中国就大踏步前进。

1958年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公报指出:“当前国际形势总的特点,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,我们一天天好起来”。1959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外交部录用,在国外干了25年,回头一看,1958年是西方世界一天天烂下去吗?完全错了,完全看颠倒。

国内方针也错了,大跃进、超英赶美……很多资料现在都解密了,到了1958年6月,毛主席头脑就更热了,说,赶上英国,有三年差不多了吧?赶上美国,十年可以了,有充分的把握。

7000万人上山炼钢,发疯了,我也参加过炼钢。当时我还当了炉长。炼了之后很开心,晚上吃夜宵不要钱,放开肚皮吃饭,但是好景不长。1959年、1960年、1961年,饥荒了,死多少人啊。根据国家统计,在这之前每年增加1000万,这几年不仅没有增长,还减少了1000多万。世界看错了,国内方针错了,中国人就倒大霉了。

20年之后,1978年10月,邓小平到日本访问,这是外交上非常重要的一着棋——中日关系一定要搞好。邓小平去尼桑(日产)看,去比较这里和中国最先进的长春汽车厂的劳动生产率——一下发现,日产是长春的几十倍。所以邓小平感慨,我现在明白了什么是现代化,回来开了三中全会。

这三个例子说明了什么?要准确认识世界。这个太重要了。

(节选自 插座学院 《吴建民生前演讲:中国太需要懂世界的人才了》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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